吉林百年工商人物—许华利、许有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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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许华利,吉林裕华工厂创建人。许有盛为其长子。许华利,原籍山东省平度县昭凤庄。十五六岁时父母相继去世,家中只有瞎子哥哥和弟弟3口人,经亲戚帮助进入作坊学习织布。由于他勤奋刻苦,学到了纺线、浆纱、拉条、织布一套好手艺,会织家机布。此后便在家中弄一台手拉机自己干,弟弟也学会捣线,生活多少安定了。他在20岁时结婚。4年内生了2个儿子,长子许有盛,字子丰;次子许有邦。人口多了,负担加重了,特别是外国货进入山东,加上国内小作坊的互相竞争,许华利的家织作坊终于破产,又开始给别人做苦工种地,生活陷入困境。他决心要“闯关东”,在他28岁的那一年,毅然离开了老家,挑着担子,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辗转来到船厂(今吉林市)落户。

  许华利一到吉林就在昌邑屯维昌街维昌胡同6号租了一间草房。时适中伏,夫妻俩赶紧在房前房后种上大白菜,并到城内各家百货商店了解商业情况。许华利得悉棉布都是由营口、盛京(今沈阳)买来的,船厂只有一家杨家机房,因织出的布销路不好,商店拒绝收购,致使该家转业了。他本想织布,但看到杨家机房破产,又不敢轻举妄动。许华利到翠花胡同的兴顺号、北大街的源升庆、汇合成等商店,要求做临时杂工。由于许华利肯吃苦,掌柜让干啥就干啥,给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。一个商店的活干完了,就到另一个商店干。做了几个月后,许华利给全家置上了棉衣,维持过冬。第二年春天,许华利又到城边开荒种粮种烟,同时仍继续到各商店去找活干,争取各商店对他有个好人缘。在这个基础上,他争取各商店老板的支持,表示愿为各家定货织布或帮助购买棉纱代为加工。1898年(光绪二十四年),几家商店同意帮助,但是要求棉布的成色,必须合乎销路。许华利答应了。源升庆是第一家发给他棉纱指定加工的。许华利开始织布,老伴捣大穗,他就浆纱拉条,穿杼;老伴捣小穗,他就织。所谓的织布机是左手拉策簧,右手拉梭,一根一根将线卡入经线织成棉布。夫妻俩注重了质量,在织出第一匹大尺布的时候,许华利拿到源升庆要求鉴定,老板说,好好干一定周济你家!夫妻俩很高兴,就起早贪黑的干起来,同时又教给长子捣大穗,学习织布手艺。织出五六匹布送去换回棉纱,算回手工费,逐渐又接受永顺号等商店的加工定货。1903年(光绪二十九年),许华利认为一台织布机已经不能满足商号的要求,又增加了一台,老伴也上机织布。夫妻俩就这样坚持了几年。长子到12岁的时候学会织布,把妈妈换下来了。次子也随着哥哥上机织布,他也学会了捣大穗,老伴专门捣穗并做家务活。期间,由山东昌邑逃难来船厂谋生的,也有人陆续搞起织布业,如傅家机房等相继开业,大尺布受到商号欢迎,适合山区需要,销售到东至蛟河、敦化,南至磐石、桦甸,近处有永吉、舒兰。织布机房逐步发展,许家的生活也渐渐富裕起来。此间又先后生下三子许国治、四子许国信,并盖了新草房5间、板栅两间。但老伴由于劳累成疾,于1909年(宣统元年)逝世。当年许华利给长子许有盛取妻以顶替老伴做家务劳动。不料,结婚后不到3个月大媳妇患不治之症死亡。许华利精神上受到打击,经济上也造成一些困难。街坊有位姓范的老人,借给一些钱,又给长子娶了亲,鼓起劲头又继续干下去。经过4年,次子又娶亲,全家人马齐全,三子也能捣纱织布了。织布机增至3台,许华利领着三儿两媳,靠着自己的劳动日子一天天好起来。瞎子哥哥及弟弟,也由山东来到船厂,织布机又增到5台,全家连踢带打地拼命干。长子到街上替老人卖布换钱。老人做生意重成色(质量),讲信用,受到各商号的信赖,这为后来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。许家机房年复一年逐渐发展。发展的原因除了有街坊范家的帮助、自己的努力外,更主要的是辛亥革命后,提倡国货,抵制日货,使手工作坊织的布有了销路。

  吉林的交通,过去主要靠水运,沿松花江通往各个城镇。1917年,修成了吉长铁路。交通的发达带动了吉林工商业的发展,但是国内其它城市的产品也随之进入吉林。许华利发觉所织大尺布密度不均,影响出售,所以到长春订购铁轮织布机,把手拉织布机淘汰了。这样不但产品成色上升,而且减轻了劳动强度,成品数量也比过去提高了。不仅如此,而且能织宽面粗布,以供市场的需要。随着国内织布业的竞争,单一品种已不适应市场需求,于是又研究和仿照关内织品,织造条布、方格色布。1919年至1926年期间,国内兴起反帝运动,特别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,提倡国货,织布行业更趋发展。吉林敦化铁路建成,随着开发山区,又带动织布业发展。在此期间,许家机房又增加织布机3台,前后计有8台,除全家动员外,又雇用织布工人2名。

  二十世纪20年代初,吉林爆发了反对日本攫取吉敦铁路筑路权爱国反帝运动,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声势更加浩大。许家机房在1920年迁至翠花胡同(今吉林市伊通街)路南现在的丝织印染厂地址,起字号为“裕华工厂”。从此一变过去的为商号加工棉布的作法,开始自产自销,产品销往桦皮厂、桦甸、舒兰及吉敦铁路沿线等地,而且在柜台上也开展了零售业务。迁至翠花胡同以后,许华利由于常年劳累,身体不好,将工厂完全交给许有盛经营。他指出,要继续重视成色,树立信用,不交官,要交客,事事要慎重,不要麻痹大意,并要做到童叟无欺,对老范家帮咱们成家立业不许忘掉,应当给予名誉股份以便报恩。许有盛一一遵照父亲的嘱咐,进行苦心经营,信誉大增。当时的钱号也愿意贷款,买纱织布,批零两兼,加速周转,营业大振。在经营上,由于仅能织不能染,有时耽误推销,又成立了染色作坊,用什么色就染什么色,方便了外县主顾,又增加了利润。对于钱款的使用,许有盛善于精打细算。他曾说:“我晚上睡觉用肋条骨当算盘来计划收支,收入多少,支出多少,心中有数。买原料花的钱,赶快兑换顶上,以防币值高涨或下跌。在币值上决不投机倒把,专心经营生产”。当时国内币制不统一,日本纸币也进了东北,币与币之间,一天一个行市,忽高忽低,兑换率天天变动,所以在处理币值上绞尽了脑汁。许有盛在币值上从来反对投机,一心无二的踏踏实实地经营生产,决不冒险行事。

  裕华工厂在民国年间年年发展,为了以后的扩充生产,织布机逐年增加,染色作坊也随之扩大,并且购置了很多房产。当时许有盛在经营上除了遵循父亲的经营方法外,还规定了严格的铺规:严禁吸食鸦片,不准用鸦片烟招待客人;不准到娼妓馆招待来往“老客”(各地商号外柜);借款要严守还款日期;工厂外出人员决不许接受对方的不正当招待;股东、掌柜一律不准长支短欠,但婚丧嫁娶不在此限;在柜台必须招待好顾客,并须研究买卖不成的原因;工厂一针一线必须按价受款,不许有特殊待遇,即使股东经理的家族也必须按价交款;年末该分的分,该奖的奖(指经理、掌柜、店员)。

  许有盛本身要求严格,所以工厂才有坚实的基础,从来没有漏洞。尤其在吉敦铁路通车以后的六七年中,吉海铁路也通车了,这就更把裕华工厂引向繁荣。裕华工厂产品推销到吉林至磐石的铁路沿线,整个永吉的周围布庄都来购货。许有盛为了方便主顾还采用了赊销和分期还款的办法,专派收款人员到各地收款,并征求各商号的意见,以便改进质量和规格。各商号都用信来定货,发货必须保证质量,如有不合格者无条件退还并包赔运费,促成相互信任的关系,树立了信誉。随着工厂的发展和需要,裕华工厂又在辽宁省开办了有20台电力织布机的工厂,生产的布源源发来,以供本店推销。期间,翠花胡同又发展起来了比裕华工厂略小的永吉工厂、富吉工厂,还有在西大街的中成工厂(许有盛之弟许有邦开办的)。另外在翠花胡同也发展起来了鸿吉毛巾厂(人力),永顺腿绷工厂(人力),其他还有百余家小织布作坊。抵制日货的运动促进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。东北自从沈海铁路通车,继而吉海铁路也修通了,吉林可直通沈阳。由于抵制日货爱国运动的兴起,国产棉布畅销无阻,促进了吉林织布业的繁荣。

  就在日本棉布进入吉林市场时,许有盛采用变换不同规格加染各色的手法抵制日货,仍牢牢地掌握了推销主动权。要指出的是,当时(张学良时代)政府实行了日本棉布落地税收办法。在吉林车站设有税卡,北京赛车pk10哪里下注:见到日本棉布发来,就向买货商征收高额落地税,如此日货价格必然提高,而廉价的国产棉布却不受影响而能畅销出去。1929年裕华工厂又建立充实了染色作业车间,计划向机械化发展。由营口买进上海或南通的棉布,同时又学习南通的大尺布,上海的粗布、细布的纺织经验,效益明显,资本积累猛增。许有盛准备建立织布新车间,将裕华工厂对面的院落买到手中,以备改进电力织布车间。自从许家机房迁至翠花胡同以后,许有盛很少回昌邑屯老家住宿,一向是住在工厂,睡在门市部,精心管理,开拓着裕华工厂的黄金时代。银行也主动登门走访,愿为贷款,资金较为雄厚。至1930年裕华工厂有掌柜及店员约30名,工人约有120名(包括辽宁分工厂工人在内)。

  1931年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,蒋介石对日本侵略者采取不抵抗政策,白白地把东北葬送了。不久成立了伪满政府。日本货也源源不断地进入吉林市。从日本进来的是比较高级的纺织品,如华达呢、军人市布、长鼓粗布(朝鲜产)、大尺布以及各种缎贝绸、五光十色的人造絹布。这些产品在城镇虽然畅销,但是有的不合乎农民需要。许有盛就抓住这个机会,仍然坚持织出不同规格的棉布,加染毛兰、正兰、于兰、硫化青布以及里子布,推销到各县镇。在逆境中图生存,威胁最大的是盈利所得税连年增加,逼得工厂设立两本帐,一本明账,一本是暗账,并加强了与税务局的交往。伪满税务人员多是中国人,出于同情心,明知有暗帐,也不查问。但日本人逐步了解到有暗帐,有时突然进行抽查。中成工厂(许有邦经营的工厂)—时大意,不慎被日本人把暗帐查出来,罚了银大洋5000元,把企业弄垮了。而许有盛处处小心谨慎行事,对城镇主顾搞好团结,对内部掌柜、店员经常进行同舟共济的教育,主要是以基督教徒为中心的“主内弟兄”的教育,对外加强交际,裕华工厂避免了犯税的灾难。

  期间,许有盛不断强化质量管理。对于染色要求严格,质量差的绝不出厂,进行回水。但是染色终究抵不住日货的气色。于是派长子许鸿霖到日本染色中心桐生市学习一年,回来后抓紧把人力染房改为半自动化工厂,更换了染槽,增设了小型干燥机,学习了日本配方和精练办法,士林布也能加染了。此时许有盛又把辽宁的织布工厂收拢回吉林,建立了吉林市第一个织布车间,集中管理,集中财力,以便在逆境中求生存。之后,许有盛又把次子许鸿书安置到工厂,首先学会会计,经过一段时间锻炼安排当经理。许有盛为总经理,每天在车间掌握着规格设计,苦心经营不减当年。裕华工厂买了一台收音机,用以收听各地信息,了解形势,期望光复东北。

  营口是东北棉纱棉布交易的主要港口。1937年“七七”事变以后,关内货物早已绝迹,日本就以大连港作为进出口贸易中心,源源不断进口棉纱棉布等货物,大批木材、大豆等原料被掠夺去了。此间许有盛虽然努力改进设备,提高质量,但毕竟抵不住外货的势力。好在裕华工厂的信誉早已在城镇扎根,对农民适销的棉布掺杂着日货配搭着销售,工厂没有因为日货充塞而停工。但是棉纱的来源被日商控制,只得用日本棉纱织布。可是日商棉布棉纱价格有时提价、有时落价,因此特派人员经常住在大连中国人开办的批发商店中,每天了解日货的行情,每天向吉林报告。行情涨则吉林也涨,行情跌落,吉林也必须加快推销,收进的钱款得迅速回去顶上棉布和原料,总之,以实物作为基础,不能看纸币的多寡。日本批发商也有斗争方法,他们对新出牌子的商品一向首先廉价出售,等到畅销了就要提价。所以许有盛抓住日商做买卖的规律,一有日商的新牌棉纱棉布就大批购买,以供吉林染色加工和效仿日货规格织布,织出布再染色也能销售出去。但是印花斜纹等棉布一直竞争不过日本人。因此,裕华工厂的旧式麻花大尺布逐步被淘汰。日商一个时期大量销售士林布,裕华工厂用日本染料,虽苦心研究,但染色加工总是抵不住日货,后来用德国的大德士林染料才解决了染士林布的技术问题。由于使用德国染料染色,结识了大德洋行化验员郭子锐(曾任吉林市忠信织染厂的技师)、山田染料行化验员丁日丰(曾在合营裕华工厂织染科任技术员)。他二人对裕华工厂购买染料一直给予帮助,解决了购料困难和加工方面的技术困难。从此裕华工厂充实了染色设备,安设了大锅炉大烟囱,着重染色经营管理。随着吉林地区的需要,各商号在裕华委托染色加工的日益增多,裕华工厂不管批量大小,都给加工,给厂商以灵活方便。

  在帝国主义经济夹缝中求得生存是一种竞争的艺术,除掌握商品价格变化外,还必须有科学知识和技术,否则怎能生存得了。如有一次许有盛长子许鸿霖在大连走邪路购买了一批汽油,价格是很便宜的,但是货到手,发现汽油中掺了水。许鸿霖受到祖父、父亲的谴责,决不允许走歪门邪道,只许专心织布染色,不准做行业以外的投机。许有盛进一步加强了购料工作,派得力人员去采购。对推销工作更是严格要求,经常派人下乡了解自产棉布是否适销。特别是推销自产织染商品,在厂内柜台上要做好批零推销,绝不容许慢待顾客,使来者满意,去者高兴。这样吉林各地县城乡镇连成一片推销网。而日商只是在城市推销,因为零星推销、零星赊卖收款,外国人是难以办到的。此时裕华又增加了弹棉车间,更为乡镇提供了方便。

  随着日本对东北的统治日渐加强,许有盛断定物价只有涨而绝不能下落,于是向银行贷款,尽企业全力购买棉纱原料。货物卖净后,又把钱款买了大德、山田洋行的士林兰、海昌兰等贵重染料,囤积起来,作了较充足的生产原料储备。果然日伪相继发布了物价《停止令》,棉布棉纱《统制令》,随后染料也开始统制起来。经慎重研究,裕华工厂又把染色车间扩建起来,对路北院内的织布车间也进行了扩建。那时裕华工厂的机器设备已有宽面织布机50台,大尺布机30台。“统制令”下来以后,私下买料私下织布,进行暗中生产,但卖钱额只能走暗帐。然而日伪统制逐渐严厉起来,成立了伪满纤维联合会,对棉布实行了配给制度。纤维联合会总揽大权,掌握棉纱原料来源,掌握了加工大权,并进行棉布工厂、染色工厂、织袜工厂、针织工厂的机器登记,用实行配料加工的办法控制了工厂的生产。该会对东北的日本人工厂分配任务是足额足量,而对中国人的工厂配给原料却寥寥无几,织布的规格也由该会检查,产品由该会收买,不许私销,随之各地建立经济保安科监督工厂和商店。而工厂又受到警察特务的欺压,在经营上不拉拢特务走狗就有“经济犯”的危机。1940年以后,裕华工厂的棉纱、染料供给越发困难。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以后,开始节节败退。为了垂死挣扎,他们对伪满的统治更加严厉,全面对物资进行统制。但不管怎么挣扎,已经形成的暗市交易使日伪苦无对策,即使禁运的物资,厂商也能想办法通融,也能装车运输。期间,裕华面对生产配纱日益减少的恶劣状况,仍派人到黑山县购买棉花和不成熟的木棉,纺出了再生棉,并放给居民笨纺更生线,用这样的线做纬,用较好的再生纱做经,织布染色出卖。1944年开始,裕华工厂又以柞蚕丝原料织绸,工厂新安木架织绸机进行加工。后又用柞蚕丝做经,织更生布出卖。

  1945年“八·一五”东北光复。苏军进入吉林后,把裕华工厂加工的原料及棉布没收,但把更生布给留下来了。过了一个多月八路军来到了吉林,裕华工厂给八路军加工染色,做了些被服。内战爆发后,社会动荡,原料紧缺,裕华工厂被迫停产。仅留一部分人在染色车间维持现状,总经理及许鸿书离开吉林到北京去了。1948年吉林解放后,解放军一进吉林就把裕华工厂的机器等财产保护起来,并负责把裕华工厂完整地交给了许家后人许国信。吉林市工商局召集工商界开会,宣布了党对原工商业者的保护政策,并对裕华工厂给予贷款恢复生产。到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时的这段时间里,吉林市棉织业得到很大发展。裕华、永吉、兴源、裕兴德等厂,均由自产自销转到了接受加工定货;电力织布厂也新增加了10余家,同样接受了加工订货;人力织布机作坊发展到250家。新开办的忠信织染厂、兴业织染厂、惠中染厂均得到发展。大中小工厂均进入了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道路。从此停工待料的状况一去不复返。各个厂站作坊各得其所,一不愁原料,二不愁推销,百货批发站花纱布公司完全包揽过去,同时也改变了以大吃小的局面,都能安心于经营管理,吉林市的棉布行业呈现出从来没有的欣欣向荣气象。

  1953年在“三反”、“五反”运动中,裕华工厂经过一年的审查代管后,仍交给原私方代理人进行经营。1955年10月1日,吉林市裕华染织厂实行公私合营。公私合营后的裕华工厂经过30多年的改造和更新设备,成为吉林市较为现代化的织绸、织被面、织绒的崭新工厂。

  1940年,许华利病逝于吉林,终年72岁。1970年,许有盛病逝于北京,终年82岁。